鬼谷子说:“反以观往,复以验来,反以知古,复以知今。”讲的就是鉴往知来,鉴古知今的谋知法。
在世界上,凡是联系越多的事物,其变数越多,其矛盾是错综复杂。例如人类社会历史,就是如此。要认识它,极为不易,比起那些联系少、矛盾单一的事,难知得多。社会的今天,有许多未知数,至于社会的未来,净是未知数。要想把握今天的脉搏和预测未来的发展,则是很难的。鉴往知来,鉴古知今,是一种有效可行的办法。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管子说:“疑今者察之古,不知来者视之往。”孔子叙述自身体验说:“我非生而知之者,好古,敏以求之者也。”战国时代墨子告诉人们一个增智的办法:“谋而不得,则以往知来,以显知隐。”鬼谷子的鉴古知今法,正是前人智慧的总结。
为什么鉴往可以知来、鉴古可以知今?因为以往的事,包括古代的事,均是人类社会已经发生过的反应,如果留下了足够的记录,就是可知的。而以往与未来,古与今,总是有联系的。或是因果联系,以往种下的因,可能在未来结果;或是继承性联系,未来,总是建立在以往创造的条件之上;今,总是古代的延续和发展。再说,万事万物均有其自身之发展规律性,只要你善于沿着其发展规律去思考,就可能鉴往以知来,鉴古以知今。
这种认知方法的要害,在于把握事物的规律性。例如某人身居军营,受到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,以往一贯遵纪守法,品德高尚,只要环境不发生大变化,这个人在未来,一般都会保持节操。但如果此人的环境发生了大变化,周围对他的金钱诱惑很大,而其自制力又不强,则此人被腐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注意,这种认知法,切忌简单化。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过的血统论和怀疑一切,均因简单化而伤害了众多好人,有的甚至因此而家破人亡,教训惨痛。
对人,鉴往知来,尚较容易,而对社会发展鉴往知来,则是最难,也最为重要,已引起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。例如19世纪马克思,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理,借鉴以往的社会变迁史,研究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,预言: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代替。再如20世纪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·贝尔,他以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为线索,鉴于人类曾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,又根据工业社会的种种矛盾,预言人类社会必然要进入后工业社会。他认为,在农业社会里,土地和劳动力是主要资源,农场和种植园是社会活动主要场所,地主和军人是社会的统治人物。在工业社会中,机器是主要资源,企业是社会的主要活动场所,董事长和议员是社会统治人物。在后工业社会,理论知识将成为社会战略资源,大学和研究所将成为社会的主要活动场所,服务经济将取代商品经济的统治形式,白领将取代蓝领的主导地位,对技术将要进行规划与控制,智力技术将成为制定决策的主要工具。与丹尼尔·贝尔的理论相似,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,鉴于历史上发生的农业革命浪潮和工业革命浪潮,预言人类必钭出现第三次浪潮,即信息革命。还有如美国未来学家提出的大过渡理论。这些鉴往知来的预测,曾经引发全世界的争论,随着时间的推移,信任者越来越多。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,把未来的经济定义为“知识经济”,它是“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、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”当今各国无不积极准备,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。
正因为鉴往可知来,鉴古可知今,故古今中外政治家,无不重视学习历史,研究历史。唐太宗李世民提出了“三镜论”:“夫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”近代毛泽东提出了“三研究”:一要研究现状要系统地——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;二要研究历史——要系统地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;三要学习国际革命经验,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,学会运用他们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,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。这就是说,要把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实与国际先进科学思想紧密结合起来,古为今用,洋为中用。
鉴古知今,不公是从历史事件中司出今天和未来的动向,还要从历代伟人的学说中司出依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。笔者推荐中华韬略文化,为的就是鉴古知今。常读中华韬略文化,是一种智慧修炼方法,修炼得好,可使人豁然开朗,增强历史悟性,产生知今灵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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