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旅”与“遊”在中国人的空间意识中具有浓浓的生存意味,这来源于人类告别动物属性并不太久远的时代,随季节变化,追动物迁徙,逐花开花谢,远古“智人”为生存只能不停的迁徙远行,从而形成了狩猎经济时代“流动”的基本生活行为状态。在此过程中,享用自然馈赠,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,人类更惊讶、迷惑、恐惧、匍匐于自然神奇的各种现象之下,形成了万物崇拜的原始信仰。进而,旅与遊在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之外被赋予了仪式话的意义,通过旅和遊与自然、与神秘力量、与神交流沟通,人们祈求获得神的庇护与恩赐,构成了万物崇拜意识下旅和游的宗教意蕴。同时,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,遊与游原为两个字,陆地上的流动使用“遊”字,水中流动则使用“游”字,在汉字改革过程中,遊字废除,通用游字。尽管随着人类社会、经济和文化的进程,各种功利主义的旅游行为成为人们流动的主要动因,但是,留存于基因中的这种遊的精神依然保存着,在痛苦、疲劳与煎熬时刻支撑着人类的精神平衡。六朝时沈约《悲哉行》说:“旅游媚年春,年春媚游人。徐光旦垂彩,和露晓凝津。时嘤起稚叶,蕙气动初苹。一朝阻旧国,万里隔良辰。”春光明媚之中,徐徐而行,缓缓漫游,融入山水,寄情田园,回到心灵静谧,达成品格高古成为旅游的重要“心性”培育功能。由此,中国古人的修性哲学中形成了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基本原则。读书和旅游作为“修身养性”的两大重要途径和方法,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无疑的读书在古人观念中是幸福的事,是快乐的事,是人们愿意并渴望为之的事情。那么,旅游呢?旅游在古人的观念中是“苦差事”还是“乐活事”?近日读李渔《闲情偶寄》,其相关论述,颇为精彩,细品之后对此问题很有启发。
李渔(1611-1680),原名仙侣,字谪凡,号天徒,后改号笠翁,还常署名随庵主人。经明清两代,饱受战乱之苦。中年家道中落,靠卖诗文和带领家庭剧团到处演戏维持生计。一生著述颇丰,主要有《笠翁一家言全集》《闲情偶寄》《笠翁十种曲》《十二楼》《无声戏》等。素有才子之誉,世称“李十郎”。《闲情偶寄》共八个部分,其中《词曲部》谈论戏剧的结构、词采、音律、宾白、科诨、格局;《演习部》谈论选剧、变调、授曲、教白、脱套等内容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戏剧理论著作,是中国戏剧美学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,因而李渔也被称作为“东方的莎士比亚”。而《声容部》《居室部》《器玩部》《饮馔部》《种植部》《颐养部》主要谈娱乐养生之道和美化生活,论述服饰、修容、园林、建筑、花卉、器玩、颐养、饮食等艺术和生活中的各种现象,并阐发了自己的主张,内容极为丰富,是中国第一部倡导休闲文化的专著。
首先,关于“旅游”,李渔在“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”一节中尤其强调“安步当车”的重要性。他说:“贵人之出,必乘车马。逸则逸矣,然于造物赋形之义,略欠周全。有足而不用,与无足等耳,反不若安步当车之人,五官四体皆能适用。”即是说,有腿有脚而不行走这是违背造物的本真意义的做法,无异于残废之人。因此,日常生活也好,旅游外出也罢,“使乘车策马之人,能以步趋为乐,或经山水之胜,或逢花柳之妍,或遇戴笠之贫交,或见负薪之高士,欣然止驭,徒步为欢”,往往在徒步游览的过程中更能遇到新奇之事,更能体验到不一样的感受。有时安车而待步,有时安步以当车,其能用足也,又胜贫士一筹矣。其次,“旅游”是苦还是快乐的事情呢?李渔在“道途行乐之法”一节中开宗明义即指出:“逆旅二字,足概远行,旅境皆逆境也。然不受行路之苦,不知居家之乐,此等况味,正须一一尝之。”也就是说,和居家闲适比较,旅游、旅行当然是一件苦差事。然而,正是因为有这种比较与体会,更知道“家”的幸福,因为“不入其地,不睹其情,乌知生于东南,游于都会,衣轻席暧,饭稻羹鱼之足乐哉!”因而旅游之苦和居家之乐每个人都需要体验,缺一不可。
再其次,既然外出旅游是一件苦差事,而人们又需要弃乐趋苦,外出旅行的原因何在呢?李渔认为,“向未离家,谬谓四方一致,其饮馔服饰皆同于我,及历四方,知有大谬不然者。然止游通邑大都,未至穷边极塞,又谓远近一理,不过稍变其制而已矣。及抵边陲,始知地狱即在人间,罗刹原非异物,而今而后,方知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,而近地之民,其去绝塞之民者,反有霄壤幽明之大异也。”也就是说,不离开家外出旅行,会错误地以为任何地方的衣食住行、风俗习惯都是一致的,旅游到附近的其他地方,也不过以为稍微有些许差异,只有走到远方,深入到偏僻之处才能发现人种不同,制度不同,生活习惯不同,文化习俗千差万别。因此,尽管“未至还家,则终觉其苦”,但犹如前贤一般,“过一地,即览一地之人情,经一方,则睹一方之胜概,而且食所未食,尝所欲尝”得以增长见识,丰富涵养,修身养性,这便是旅游带来的“人生最乐之事也”。当代社会,物质的进步与精神的颓废困扰着人类社会,人口膨胀、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、资源短缺、两极分化、人际隔膜……人们试图摆脱,渴望回到充满和谐的理想状态之中,旅行、旅游、到旅居的演进便是这种自我救渎的产物。因此,当代人渴望通过旅游,在与“外部环境”沟通中,来一次审美回归与灵魂洗礼,给自己一个踹息、补血与复活的机会,以应对高速发展社会的节奏压迫与人情疏离。面对这种巨大的精神需求与消费需要,我们需要一方面完善旅游供给产品,让逆旅舒适起来,既有新奇的体验,更有家的温暖;另一方面,更需要整合资源,挖掘潜力,让旅游产品更具文化性、故事性、趣味性和知识性,让旅游更能开阔视野,增长见识,更具“修心养性”之乐,这便是读李渔《闲情偶寄》后最为强烈的感受。附《闲情偶寄》两段原文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:贵人之出,必乘车马。逸则逸矣,然于造物赋形之义,略欠周全。有足而不用,与无足等耳,反不若安步当车之人,五官四体皆能适用。此贫士骄人语。乘车策马,曳履搴裳,一般同是行人,止有动静之别。使乘车策马之人,能以步趋为乐,或经山水之胜,或逢花柳之妍,或遇戴笠之贫交,或见负薪之高士,欣然止驭,徒步为欢,有时安车而待步,有时安步以当车,其能用足也,又胜贫士一筹矣。至于贫士骄人。不在有足能行,而在缓急出门之可恃。事属可缓,则以安步当车;如其急也,则以疾行当马。有人亦出,无人亦出;结伴可行,无伴亦可行。不似富贵者候足于人,人或不来,则我不能即出,此则有足若无,大悖谬于造物赋形之义耳。兴言及此,行殊可乐!道途行乐之法:“逆旅”二字,足概远行,旅境皆逆境也。然不受行路之苦,不知居家之乐,此等况味,正须一一尝之。予游绝塞而归,乡人讯曰:“边陲之游乐乎?”曰:“乐。”有经其地而惮焉者曰:“地则不毛,人皆异类,睹沙场而气索,闻钲鼓而魂摇,何乐之有?”予曰:“向未离家,谬谓四方一致,其饮馔服饰皆同于我,及历四方,知有大谬不然者。然止游通邑大都,未至穷边极塞,又谓远近一理,不过稍变其制而已矣。及抵边陲,始知地狱即在人间,罗刹原非异物,而今而后,方知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,而近地之民,其去绝塞之民者,反有霄壤幽明之大异也。不入其地,不睹其情,乌知生于东南,游于都会,衣轻席暧,饭稻羹鱼之足乐哉!”此言出路之人,视居家之乐为乐也;然未至还家,则终觉其苦。又有视家为苦,借道途行乐之法,可以暂娱目前,不为风霜车马所困者,又一方便法门也。向平欲俟婚嫁既毕,遨游五岳;李固与弟书,谓周观天下,独未见益州,似有遗憾;太史公因游名山大川,得以史笔妙千古。是游也者,男子生而欲得,不得即以为恨者也。有道之士,尚欲挟资裹粮,专行其志,而我以糊口资生之便,为益闻广见之资,过一地,即览一地之人情,经一方,则睹一方之胜概,而且食所未食,尝所欲尝,蓄所余者而归遗细君,似得五侯之鲭,以果一家之腹,是人生最乐之事也,奚事哭泣阮途,而为乘槎驭骏者所窃笑哉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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