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肃宗乾元元年至二年(758-759)前后,杜甫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由于朝廷内部的政治矛盾与斗争,杜甫被免去左拾遗,贬为华州(今属陕西华县)司功参军。不久,关中地区又发生旱灾和饥荒。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失落、双重压力逼迫杜甫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:离开长安,西走秦州(今属甘肃天水)寻求朋友的帮助,不久他又从秦州赶赴同谷(今属甘肃成县一带),然而,未满一个月全家又不得不再次启程入蜀,乾元二年(759)年底,杜甫一家人终于抵达成都,这一年,对于杜甫全家而言,就是个逃荒年、逃难年,而且是越逃越慌,越逃越难。
这一次离开长安、洛阳,是永远地离开了,杜甫再也没能返回京洛两地,也未能回到他的家乡。因为战乱,因为饥荒,因为政治不得志。杜甫不得不弃官而走,离开政治中心,来到了成都。成都是天府之国,物产丰富,对他和家人来说,生活上肯定有保障,但他也从此离开了施展抱负的主要舞台,对他而言,这是巨大的痛苦。
所幸来到成都之后,杜甫得到了当地官员和朋友的资助,尤其是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对他特别关照。杜甫的老朋友高适此时任彭州(今属四川成都西北一带)刺史,离成都也不远。在这些好朋友的帮助下,杜甫开始营建成都草堂,算是把家安在了成都。成都草堂是大家一起助力杜甫建成的草堂,体现了朋友们对于杜甫的一份温情。草堂在唐肃宗上元二年(761)春天建成,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说“八月秋高风怒号”,这个“八月”,按公历算其实应该是九月,草堂刚刚建成大年,就遇上了连绵不断的秋雨,杜甫到底该作何感想呢?
诗云:“八月秋高风怒号,卷我屋上三重茅。”大风一来,房顶就游了。“三重”,是房顶茅草多也。茅草做房顶,不能等闲视之,一定要密密匝匝地捆上好几重,才能挡风遮雨。然而这次的风实在太大了,茅草不仅被大风吹跑了,而且“茅飞渡江洒江郊,高者挂胃长林梢,下者飘转沉塘坳”。茅草屋顶随风飞过了浣花溪,一部分掉进浣花溪的水流里去了,一部分挂在高高的树梢上,还有一部分沉到了河塘之中。真是够狼狈的。
但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。茅草屋顶还被南村的孩子们“抢”走了一部分:“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,忍能对面为盗贼。公然抱茅入竹去,唇焦口燥呼不得,归来倚杖自叹息。”以杜甫的善良心地,当然不可能真的说孩子们是盗贼,这里只不过是一种自我解嘲罢了–南村那些穷人家的孩子真够顽皮的!他们发现在塘坳里、树梢上,到处飘落着大把的茅草,于是抱起茅草撒腿就跑,杜甫喊的声音越大,他们跑得越快,不一会儿就消失在竹林里了。可怜剩下老杜一个人,靠在手杖上叹息不已。
这一段描写真是耐人寻味:杜甫已经够穷了,可是南村的人家比他更穷。他的草堂本来就是朋友们资助建成的,现在茅草屋顶被风刮跑了,穷人家的孩子居然无视主人的呼喊,大摇大摆地将茅草抢跑了。可见这一场大风大雨中,不知有多少人家的房屋受损,不知有多少人家暴露在风雨当中。这一段描写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,饱含着诗人对穷困人们的深深的同情。
“俄顷风定云墨色,秋天漠漠向昏黑。布衾多年冷似铁,娇儿恶卧踏里裂。”然时,但是乌云阵阵,天色昏暗,家里更是一片狼藉。被子里的棉絮多年不曾换洗,早已板结变硬,冰冷如铁,无法保暖。孩子小,睡觉不老实,睡相不好,更是将棉絮踩踏得一塌糊涂。“床头屋漏无干处,雨脚如麻未断绝。”雨下得太大了,屋外边在下雨,屋里边也在下雨,屋外和屋内的雨几乎一样大。“自经丧乱少睡眠,长夜沾湿何由彻。”杜,要还不是因为他们家的屋顶没了,他们家漏雨了,棉絮被孩子踹烂了。他一宿一宿睡不着主要是为什么?是因为自从安史之乱爆发后,他作为一个爱国的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。为朝廷、为国家感到担忧,就像李白说的“中夜四五叹,常为大国忧”(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)–我常常在半夜睡不着觉,为国家的命运而叹息、担忧。杜甫也是一样:自从安史之乱以来,我就常常睡不着觉,整夜整夜地坐在漏雨的房子里,不知何时才能挨到天亮?
这破败的茅屋,就像现在的大唐王朝,在安史之乱的动荡中风雨飘摇,这又如何让我睡得着呢?杜甫的忧伤比我们想象的要广大、深厚得多。小家固然遭了风雨,但大国也在风雨中,这是他真正感到忧伤的杜甫想的不仅仅是自己,他紧接着说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。”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寒士,这些南村的穷人、穷孩子,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千万间宽敞而明亮的安居之所?这是什么?这其实就是儒家的理想:“五亩之宅,树之以桑,五十者可以衣帛矣;鸡豚狗彘之畜,无失其时,七十者可以食肉矣;百亩之田其时,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…”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每家有五南场的宅院,院里种满桑树,五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绵衣了;蓄养鸡狗和猪,不要错过(家畜)繁殖的时机,七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有内了;一家有百亩的耕地,不要耽误耕种、收割的时机,一家几口人就以吃得饱饱的了……
杜甫心中所念的始终都是圣人的理想,哪怕遭逢乱世,自顾不暇他最大的理想还是“奉儒守官”,奉的是儒家的理想,通过做官将这理想落实。他多么希望国家强盛、富有,为普天下的寒士建起又大又明亮的房屋,即便再大的风雨,也可以稳如泰山,生活无忧,这是诗人对如廷的期待,也是对理想的期待。诗人说:“呜呼!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。”他多么希望眼前立刻就涌现出千万间“广厦”于是向命运之神祷告,向天地造化发出一个呼告:只要眼前能立刻出现这千万间广厦,我在自家这破败的屋子里冻死也值得。
这首诗如果只写到“自经丧乱少睡眠,长夜沾湿何由彻”这两句就结束,那就只是一首普通的描写忧愤心绪的诗,但是写到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这几句下来,就不只是诗人杜甫的作品了,而是诗圣杜甫的史诗性的作品了。孟子说: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赡养、孝敬自己父母的同时,也应敬奉其他的老人;抚养教育自己孩子的同时,也应爱护其他的孩子–这是孟子的标准,而杜甫的标准似乎更高:只要能够立刻解决天下寒士的困难,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。问题在于,杜甫到成都才刚刚一年多,没有正式的职业,没有稳定的收入,换言之,他自己也只是一个受人救济的对象,但是,他却愿意为寒士、为百姓的利益,牺牲自己仅有的一点点利益,这是一种伟大的自我牺性精神,是儒者“民胞物与”的仁爱精神。杜甫去世的时候,家里太穷了,无法归葬老家河南巩县(今属河南巩义)。四十多年后,他的孙子杜嗣业历经坎坷,多方筹措,才将祖父的灵柩移葬回老家。中唐大诗人元稹特意为杜甫撰写了墓志铭,文章的大意是:杜甫的诗歌成就,上承风骚的传统,下启诗歌创新的先河,兼具各家之所长,自从有诗人以来,没人能超过杜甫。人们将李白与杜甫并称为“李杜”。李白雄恣的诗歌的确可与杜甫相媲美,但若论排比声韵、沉郁顿挫,集大成者,李白与杜甫还相距甚远。(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)
元稹对于杜甫的评价很高,也很公允。杜甫去世的时候的确很寂寞、很凄凉,但杜甫的诗史精神薪火相传,代代不绝,不仅传给了元稹、白居易,也传给了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等一代又一代伟大诗人和文学家,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永不熄灭的煌煌火炬。这首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展示的正是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,一代诗圣给我们擎起的道德火炬,它不仅温暖着当世的人,也永久地温暖着千万年之后的我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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